“第八夜。”奥米说，“二零零七年十月十六日。这一天，每一个老股民都记得。”
上证指数，六千一百二十四点。
“那天我在哪？”豆豆问。
“那天你在敬亭的余热电工地。”奥米说，“我带你去看冷却塔，你满手都是土。杜衡的电话打进来，声音嘶哑：米总，六千一百二十四。我们要不要减点仓？”
“你怎么说？”
“我说，按计划。盈利超过五倍的仓位，减掉三分之一。不是判断——是纪律。”
“可是那时候，所有分析师都说，黄金十年，八千点不是梦。”
“分析师？”奥米笑了，“杜衡，你回头看看。四年前，九百九十八点的时候，同一批分析师说，中国股市要推倒重来。四年后，六千点，同一批人说八千点不是梦。你想听哪一种分析师？”
杜衡在那头沉默了几秒：“我哪一种都不想听。”
“对。”奥米说，“分析师的嘴，是市场的体温计，不是罗盘。体温计告诉你烧到四十度了——至于往哪走，要靠你自己的地图。我们的地图是什么？市盈率。全市场平均市盈率超过六十倍，意味着按现在的盈利，六十年回本。我们不做六十年回本的投资——因为我们没有六十年。”
豆豆在本子上写：山顶。六十倍市盈率=六十年的等待。
“那天晚上的家宴，”奥米继续说，“我破例喝了酒。你捧着果汁问：妈妈，山顶上的人，现在在干什么？”
“你怎么答的？”
“我说，在拍照。”奥米笑了，“六千一百二十四，这辈子可能就见这一次。所有人都在合影，发博客。你问：我们在干什么？我说：我们在下山。”
“下山不挤吗？”
“下山的路，不挤。上山的路才挤。”奥米说，“所以下山要趁早，要安静，要不跟任何人打招呼。”
执行减仓的那周，还发生了一件小事。
奥米让行政部做了一项奇怪的统计：每周，数一遍公司食堂里“谈股票”的桌子。
五月份，十张桌子有两张在谈。七月份，五张。九月份，九张。十月十五日——十张。
全部在谈。厨师都在谈。当天，大厨还问行政主管，要不要把他的拆迁款拿来买“稳赚的”。
奥米在日历上记下了这个日期。
第二天，十月十六日，六千一百二十四点。公司执行极值减仓。
后来有人问她：你怎么判断的顶？
奥米说：我没有判断顶。我测的是温度。当最后一群不炒股的人——厨师、保洁、保安——都开始讨论买什么的时候，说明市场的“潜在买家”，已经全部进场了。没进场的人，是市场的后备队；后备队打光了，仗，就打完了。仗打完了，剩下的，只有撤退。
温度计的原理，就这么简单：不是看热闹的人有多少，是看“还没进来的人”，还剩几个。
豆豆想了想，忽然说：“妈妈，2010年，我们在上山还是下山？”
奥米没有马上回答。
她走到窗边，看着对面大楼的灯。敬亭的灯，亮着。而远处，这座城市里无数个亮着灯的窗口后面，她仿佛看得见——有人在排队开户，有人在抵押房子，有人在谈论一个“这次不一样”的故事。
“我们在半山腰。”她最后说，“还能听见山顶的喧闹。”
“那我们怎么办？”
“把安全带系好。”奥米说，“下山的路再挤，也总有走完的一天。我们要做的，是在所有人都往山顶挤的时候，把自己挪到靠近下山口的位置。”
那一夜，豆豆在自己的钟摆图上，第一次把摆锤，往右画出了边框。
画完，他在边框外面，又画了一条虚线。
“这是什么？”奥米问。
“安全线。”豆豆说，“摆锤碰到虚线，我们就检查安全带。这是我自己加的规矩。”
奥米看着那条虚线，很久没说话。
十二岁。孩子给自己画的钟摆，比她的多了一条线。
她忽然想起费老师那句话——老师存在的意义，就是被学生超越。
那天晚上，她在日记里写：今天，豆豆的钟摆，比我多了半条规矩。这一课，是他教我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