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第九夜。”奥米说，“这一夜，讲风。”
“风？”
“太平洋对岸的风。”奥米铺开一张世界地图，“二零零七年，当我们所有人都在仰望六千点的时候，美国，出事了。”
她在美国版图上画了一个圈：“美国穷人买房子，首付很低，甚至零首付。银行把钱贷给他们，这叫次级贷款。银行放完贷，不放心，就把这些贷款打包，卖给投行；投行再打包，卖给全世界的投资者。一层包一层，像 gift 盒——每一层都以为自己把风险卖给了下一层。”
“那风险最后在哪？”
“这就是问题。”奥米说，“风险不会消失，只会转移。这个链条太长，长到没人知道风险最后停在哪。二零零七年开始，美国房价跌了，穷人还不起贷款，链条的第一环断了。第一环断了，后面每一环，都会跟着断——只是时间的问题。”
豆豆盯着地图：“会断到我们这里吗？”
“会。通过三条路。”奥米画了三条线，“第一条，贸易。美国人不买房不消费，我们的出口会掉。第二条，金融。投行亏了钱，会从全世界撤资，包括A股。第三条，信心。全球股市互相传染，我们逃不掉。三条路，条条都通。”
“那我们怎么办？”
“三件事，二零零七年就做了。”奥米说，“第一，仓位。牛市顶部减了三分之一，剩下的都是对价成本极低的底仓，跌百分之五十，伤不到本金。第二，现金流。那年我们的余热发电投产，水泥厂的利润，正在变成真金白银的电费节约。记住，行情是别人的，现金流是自己的。第三——”
她看着儿子。
“你。你八岁，该学看报表了。”
“我八岁就看报表？”
“巴菲特九岁买了第一只股票。我不让你买股票，但我让你每月读一份敬亭的年报，从二零零五年的开始，一年一年往后读。读不懂的标出来，周末问妈妈。”
豆豆咋舌：“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五日，星期一。”奥米的声音沉下去，“凌晨，美国雷曼兄弟宣布破产。一万六千亿美元的资产，一百五十八年的历史，一夜灰飞烟灭。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案。”
“雷曼的员工呢？”
“妈妈那一周正好在纽约开会。会议取消，她提前回来。在机场，看见一群雷曼的员工——西装革履，抱着纸箱，站在大楼外面。纸箱上，印着雷曼的logo。”
豆豆安静地听着。
“有一个女员工，三十多岁，把纸箱放在台阶上，坐下来，脱了高跟鞋，揉着脚，盯着手机看——大概是在看自己的养老金账户。看了很久，哭了。”
奥米说到这里，停了很久。
“豆豆，妈妈那天在咖啡馆坐了一下午，给你写了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。信里说：他们每一个人，都曾经是聪明人——名校、精英、年薪百万。聪明人最大的幻觉，是以为自己‘在公司里，就是安全的’。不是的。安全从来不是公司给的，是自己给的——自己的现金流、自己的低负债、自己的第二技能。公司不是你的伞。你的报表，才是你的伞。”
“那个女员工后来呢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奥米轻声说，“这正是可怕的地方。崩塌的时候，没有人给她递伞。”
2010年的夜里，豆豆在账本上写：
风从对岸来的时候，先断的都是借来的帆。
写完，他抬头：“妈妈，现在对岸，有风吗？”
奥米沉默了几秒。
“有。”她说，“欧洲。希腊。那阵风现在看着小，但它身后，连着整个欧元区。”
“希腊？就是那个奥运会的地方？”
“对。”奥米说，“雅典奥运会，花了上百亿欧元。那些钱，是借来的。现在，债到期了。豆豆，记住一条铁律——凡是靠借来的钱撑起来的排场，账上都记着到期日。奥运会散场那天，债不会散场。”
孩子似懂非懂，把“希腊”两个字，记在了账本的最后一页。
他不知道，两年后的一个夏天，这个不起眼的名字，会整整占据报纸头版一个月——而那时候，全欧洲才发现，希腊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
写完，他抬头：“妈妈，现在对岸，有风吗？”
奥米沉默了几秒。
“有。”她说，“欧洲。希腊。那阵风现在看着小，但它身后，连着整个欧元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