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零一八年初，最后一家做空机构，放弃了敬亭实业。
他们的首席分析师，在离职访谈里说了一段话，被广为流传：
“敬亭是我们研究过的，最无聊的公司。没有故事，没有杠杆，没有可攻击的裂缝。它就像一台缓慢但精密的机器，你找不到下嘴的地方。”
这篇访谈，被奥米钉在了文化墙的第四面。
四面墙：一刀封喉案、财经老炮案、境外通道案、做空认输书。
奥米在新员工培训时说：“这面墙，要一直钉下去。有人问：钉到什么时候？钉到你们这代人退休。然后，你们的下一代，接着钉。文化的传承，不是墙上的字，是每个人做决策之前，那零点一秒的犹豫。那零点一秒，就是我们和猎人的区别。猎人开枪，不需要犹豫。我们要。”
会后，杜衡感慨：“米董，咱们公司的墙，比交易所的显示屏都值钱。”
奥米说：“显示屏告诉人价格。墙，告诉人代价。价格天天变。代价，一劳永逸。”
而做空机构撤离后，敬亭的融券余量，第一次降到了零。这意味着——市场上再也没有一股针对敬亭的空头仓位。
这是A股历史上，第一次有一家千亿市值的公司，被空头集体放弃。
媒体称之为“敬亭现象”。
研究这个现象的报告，堆满了奥米的桌子。她只批复了一份，来自训练站的研究员。报告的结论：敬亭现象的实质，是市场教育的胜利。当一家公司长期透明、稳健、克制，空头会发现自己面对的，不是一家公司，是一套价值观。价值观无法做空，因为它不在K线上，在人心上。
奥米在报告上签字，批注：同意。另，请把这篇报告，译成英文，发给那位做空之王——告诉他，答案在这里。
那位做空之王收到报告的译本后，回了一封信。信很短，却让奥米看了很久：
“奥女士：我做空过四百家公司，包括几家你们国家的巨头。但我从未做空过敬亭。因为我知道，您建造的东西无法被做空。我想问一个问题——如果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像敬亭一样，做空这个行业，会消失吗？”
奥米回信：不会消失，会进化。做空这个行业，最终的形态不是猎手，是医生。医生的存在，不是因为病人多，是因为健康需要体检。而最好的体检，查不出病。查不出病的体检，不是没有价值——它确认了你，值得继续好好地活着。
这封信的往来，后来被公开在了博物馆里。展示牌上写着：这是做空者和做多者之间，最文明的一次对话。
展览开幕那天，有一个年轻人在那封信前，站了一个多小时。
后来他报名了训练站的课程。在入学登记表“为什么来”那一栏，他写的是：我本来是学做空的。我在那封信前面站了一个小时，改了主意。做多做到底，比做空难多了——我想学难的。
这行字，被奥米看到了。她在旁边批：聪明人的入场券，往往是一张认错书。
那个年轻人后来成了训练站最勤奋的学员，也是最“不合群”的——别人讨论哪只票要涨，他只问：这家公司，账上有多少现金？别人讨论热点，他做笔记：这个热点，三年后还在吗？
三年后，他真的做了多——重仓持有，穿越了一次小熊市，收益跑赢了同期所有的“聪明人”。有人问他的秘诀，他说：我没有什么秘诀。我只是在所有人都想做灯塔的时候，选了一个最难的职业——码头。哦不对，这不是我的原创，是我从一个老太太——不对，一个阿姨——的茶园那儿听来的。
那篇文章的最后，编辑加了一段编者按：
“本文作者，十七岁。他没有基金从业资格，没有CFA，没有海外学历。他只有一本记了七年的账本，和一座别人留给他的茶园。我们建议所有金融从业者读一读这篇文章——不是为了学方法，是为了重新记住：这个行业的祖师爷，不是华尔街，是账本。”
豆豆看到编者按，脸红了很久。他对奥米说：他们把我写得太好了。
奥米说：不是他们写得好，是你那本账，确实厚了。账厚的人，谁写都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