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零一八年的清明，茶园的头茬茶，费老师没有采成。
老人躺在竹椅上，盖着毯子，看奥米和豆豆在茶树间忙碌。采到一半，他忽然喊：“小奥。”
“哎。”
“我的课，讲完了。”老人说，“技术讲完了，失败也讲完了。剩下的，讲不动了，也不用讲了——你们都会了。”
奥米放下茶篓，走过去，蹲在他旁边：“老师，您想说什么就说。”
“我想说，”老人看着满山的绿，“我这辈子，没发过大财，没当过大官。但刚才我躺着算了一笔账——我教过的学生，有多少没走歪路，有多少没在夜里爆仓，有多少家庭没散……这笔账算下来，我比我认识的所有大款，都富。”
他停了停，又说：“等我走了，骨灰别留。撒到这片茶园里。”
“老师——”
“别哭。”老人摆手，“茶叶这个东西，最怕的就是被攥着。攥得越紧，越不是茶。人也一样。撒开了，明年清明，你们采的第一茬，就是我。”
那年秋天，费老师走了。
茶园由学员们凑钱买下来，取名“不死茶园”。每年清明，奥米和豆豆还回去采茶。采下来的明前茶，炒好，装罐，罐子上贴着标签，是费老师生前自己写的四个字：
“杀青的，才是茶。”
第一罐，供在了费老师的墓前。
豆豆把新采的芽，轻轻放在墓碑前，学着大人的样子说：“费爷爷，今年的茶，杀青了。”
风吹过茶园，满山的茶树沙沙作响，像有人在对谁，噼啪地打算盘。
账算清了。
葬礼那天，来了很多人。有学员，有同行，有当年在营业部听过他讲课的散户。有一个七十多岁的大爷，拄着拐，从安徽坐火车赶来，进门就磕头。他说：一九九八年，我在营业部要跳楼，是费老师把我从栏杆上拉下来的。他跟我说了一句话——留着命，下一班车，你还来得及上。我今天来，就是告诉他：我赶上了好几班车。我来谢他。
奥米把这段话，念给了所有人听。念完，茶园里安静了很久，只有风。
老人一辈子讲的最后一课，没有用嘴讲——用一座茶园讲的：
会采的人很多。会杀青的，才是茶人。
回城的路上，奥米把车窗摇下来，让茶园的风吹进来。她忽然说：豆豆，妈妈也要学杀青了。
“妈妈杀青什么？”
“公司。”奥米望着窗外，“敬亭如今一千八百亿，到了该杀一杀青的时候了——该砍的砍，该锁的锁，该守住的味道，死死锁住。你费爷爷用一辈子教我这一课，我不能只用在茶叶上。”
两年后，敬亭的史上最大一次“杀青”——砍掉全部多元化项目，只留水泥——外界称为“自杀式收缩”，只有豆豆知道，那叫：茶，成了。
葬礼那天，有个七十多岁的大爷拄拐从安徽赶来，进门就磕头：一九九八年我在营业部要跳楼，是费老师把我从栏杆上拉下来的。他说——留着命，下一班车，你还来得及上。我今天来告诉他：我赶上了好几班车。奥米把这段话念给所有人听，茶园里安静了很久，只有风。
费老师走后第三年，清明，茶园的第一茬茶，是豆豆一个人采的。他按老人教的手势，杀青，装罐，在罐子上贴标签。标签上，还是那四个字：杀青的，才是茶。
只是这一次，他在四个字的下面，添了一行小字：
“费爷爷，我妈也学会了。”
装罐的时候，他的手忽然停了停。往年这个动作，是费爷爷做的——老人手把手教过他：杀青之后，茶要趁热装，趁热封，趁热贴标签。三个趁热，一个都不能省。茶这个东西，跟规矩一样——热的时候立不住，凉了更立不住。
豆豆把那罐茶，供在了墓前。回程的路上，他对妈妈说：今年这茬茶，苦。
“头茬茶，本来就苦。”奥米说，“但它最值钱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树攒了一整个冬天的东西，都在这一茬里。人也是——攒了一辈子的道理，最后能教给别人的，也就那么几句话。苦，是因为浓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