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一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。
收盘，上证指数，三千五百三十九点。
全年，百分之九点四的涨幅——从三千二百五十点到三千五百三十九点，看上去，只是一次温和的上涨。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，这三百个点的背后，是五千一百七十八点的癫狂，是一千六百六十四点——不对，是二千八百五十六点的深渊，是一万三千亿杠杆的灰飞烟灭，是几千家公司的停牌，是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。
年末的晚上，豆豆在自己的房间里，整理这一年的账本。
这是他记“账”以来，最厚的一年。
他在最后一页，写了一篇长长的总结，标题是：《二零一五年：我的成人礼》。
“这一年，我十五岁。我经历了课本上永远不会教的东西。
我学会了四问的第一次实战——在塑化剂的烟火里。
我画出了第一张情绪指数——在钱荒之前的死寂里。
我亲耳听见了雪崩——不是电视上，是同桌的哭声里。
我写下了一个夏天的七个人——他们说，这比所有专家的复盘都真。
但我还是想，把这一年最值钱的一课，留给我自己。
这一课，不是妈妈教的，不是费爷爷教的，也不是市场教的——是裘守信的磁带，在杂音里，教我的。
那句话说：钟摆，归你了。
归我了。这三个字，比任何遗产都重。因为它意味着——从今往后，看钟摆的人，轮到我了。妈妈看了三十年，裘爷爷看了五十年，往后，轮到我看。我看得对不对， market 会告诉我——不，市场会告诉我。我不能翻译，也不能推卸。它归我了。
所以，二零一六年，我给自己立一条新规矩：
每做一个决定，先问自己——如果十年后重看这个决定，它是让钟摆更稳了，还是更疯了？
如果是更稳了，做。如果是更疯了——哪怕它赚钱，也不做。
因为钟摆这个东西，摔死过人的，从来不是摆锤——是每一个在摆锤上加码的人。
二零一六年，我十六岁。
写完，他把台灯关了，躺进被子里。
黑暗里，他忽然想起一个细节——裘守信的磁带里，从来没有一句“你要听我的”。三盘磁带，三个铁盒，几十封信，这个老人自始至终，只递地图，不指方向。
真正的好老师，原来是这样的：他把灯点着，路你自己走。走对了，他不在场；走错了，他留下的话，会在某个深夜自己响起来。
豆豆把被子往上拉了拉，在心里说：裘爷爷，走错了的时候，您的话，会响的。我等着听。黑暗里，他忽然有点想那个只见过一面、通过电话和磁带教了他三年的老人。人这个东西真奇怪——有些人活着的时候你觉得他远，走了以后，他反而天天坐在你书架上。
钟摆，归我了。”
写完，他把这篇总结，端端正正地抄了两遍。一份，夹进自己的账本。另一份——他装进信封，寄往香港半山的那个地址。
信封上写：裘守信先生收。
他不知道的是，那间公寓的新主人，已经换了两任。信，在收发室的角落里，躺了很多年。
很多年后，清理公寓的人，发现了这封信。信封上 postage——邮资——早已过期，但邮戳还在。那人拆开读了一遍，读完了，不知道这个叫豆豆的人是谁，也不知道裘守信是谁。
但他把那封信，重新折好，装回去，在信封上补写了一行字，按原地址寄了回来。
邮路弯弯绕绕，信最终回到了豆豆手里。他读着自己十五岁写的话，读了三遍。然后他把它夹进了账本——这一页，他再也没翻过。有些话，写的时候是给死者的；寄回来，就是给自己的。他读着自己十五岁写的话，读了三遍。然后他把它夹进了账本——这一页，他再也没翻过。有些话，写的时候是给死者的；寄回来，就是给自己的。
那行字是：
“查无此人。但此信值得一收。寄回，归你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