救市的枪声，越来越密。
二十一家券商的上千亿资金，央行的无限流动性承诺，公安部的“恶意做空”调查——组合拳一样一样打出来。市场的反应，却是反复的惊厥：千股涨停之后，是千股跌停。
而奥米家，在这段全市场最混乱的日子里，过得异常安静。
因为他们在做另一件事——救人。
不是救股价，是救人。
钱荒那年的规矩还在：资金来源穿透，不做融资类业务。但七月十日的早上，奥米给杜衡下了一个新指令：
“把我们上下游的合作伙伴，全部过一遍筛子。谁用了高杠杆？谁的股票质押逼近平仓线？名单，今天下午给我。”
名单出来，触目惊心：三十七家上下游企业里，有九家，用了股权质押融资；其中三家，已经接到了银行的补充质押通知。
“救。”奥米说，“按钱荒那年纾困的老规矩——市场价，七折以下，收他们的质押股权。但我加一个条件：这批股权，锁三年。他们不是流动性问题，是杠杆问题——三年内，市场不原谅杠杆，我替市场原谅。”
杜衡瞪大眼睛：“米姐，这个时候收筹码？市场还在跌啊！”
“市场不会跌三年。”奥米说，“市场只需要跌三个月。三个月后，这批带血的筹码，会自己证明它有多便宜。而这三家企业——他们的厂子是真的，订单是真的，只是老板在牛市里，手痒了。手痒，不该死。”
“这算不算救市？”
“算，也不算。”奥米说，“国家队救的是指数，是系统。我们救的是链条，是生意。等这一轮过去，你会发现——指数救没救回来不重要，但链条上的这九家厂子，如果活下来，明年我们的供应链，一根都断不了。救别人，就是救自己——这话不是鸡汤，是供应链的账本。
那批股权协议签完的那天晚上，奥米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，后来成了敬亭的风控教材：
“救急，要救三种人：第一种，生意是真的，只是流动性断了——救，这叫投资；第二种，生意半真半假，但人的底子是好的——救一半，留一半，这叫赌注；第三种，生意是假的，人也是赌的——不救。救这种人，不是行善，是递刀——你把刀递给他，他捅完自己，顺手捅你。
判断的标准只有一个：他的账，敢不敢给你看。敢给全看的，救；只给看一半的，慎；死活不给看的，走。账本这个东西，平日里最枯燥，危急时最诚实。一个人值不值得救，看他的账本，比看他的人流眼泪，准得多。”
那九家企业，只有一家没把账给全——就是后来死掉的那家。奥米写这条的时候，笔停了停，在旁边注了一句：这一条，是死了的那家教我的。学费是那家厂子付的，规矩是活着的人立的。这笔账，记在它名下，公道。”
那九家企业的老板，有人登门道谢，有人跪下了。
奥米把跪下的那位扶起来，只说了一句话：
“厂子保住之后，去训练站，把第一节课听完。那节课的名字叫《杠杆的数学》。你听完了，再决定，要不要恨我。”
三个月后，那位老板成了训练站的“课代表”。他逢人便说：我的厂子是奥总从平仓线上买回去的，我的命是训练站的第一课救回来的——我下半辈子，就办两件事：管好厂子，讲好课。
而市场的雪崩，终于在七月中旬，止住了。
而那九家企业里，有一家没撑过来——不是死在杠杆上，是死在订单上：它的下游是配资公司的服务器供应商，链条断在最意想不到的一环。奥米在复盘里写：救得了杠杆，救不了链条上所有的环。风控的尽头，是承认有些事防不住——防不住的，就用分散活着。
七月九日，星期四，市场在一片死寂中，走出了绝地反击——千股涨停。
那一天，全国的营业部里，哭声和欢呼声，混在一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