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零一三年的春天，审计署开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工作：摸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。
数字陆续出来：十万亿级别的平台贷款。市场开始流传一个词：城投债。
而几乎同时，银行内部传出一个消息——表外理财的规模，二十万亿。
这两组数字，像两把钥匙，同时插进了同一扇门的锁孔。
奥米在内部会上说：“记住今天。写信的人说过三件事，这是第二件——‘银行的表外，会被掀开盖子’。现在，盖子正在开。”
“那我们怎么办？”
“我们一年前就办完了。”奥米说，“资金来源穿透条款，现在是敬亭所有合同的标配。我们的客户名单，干净得像一张白纸。今天起，加一件事——所有新签合同，加一条‘流动性条款’：任何一方出现融资渠道冻结的情况，合同自动转为现款现货。市场缺钱的日子，会来得比所有人想的都快。”
豆豆那周在做自己的功课——他的“四问”练习题，是妈妈布置的：用四问，分析一家公司。
他挑的不是上市公司。他挑的是——银行。
他把四大行的年报，从一堆财报里翻出来，看了一整个周末。周日晚上，他把妈妈叫到书房，摊开他的分析。
“妈妈，我发现一个事。”他指着一张自己画的表，“银行的存款，增速在降；但它的理财产品，去年翻了一倍。存款搬家了——大家都去买理财了，因为利息高。那理财的钱，去了哪？我查了说明书，大部分写着‘投向银行间市场’。可是——”
他的手指移到另一张表上。
“银行间市场的成交量，没有翻倍。钱没有全部去银行间。那它去了哪？”
奥米看着那张歪歪扭扭的表，没有说话。
“我查不出来。”豆豆坦然地说，“但我记着妈妈的话——查不到去向的钱，就是地雷的钱。我把这个疑点，记在我的‘未审之账’里了。”
奥米深吸了一口气。
十三岁。孩子画出的那张表，正是钱荒前夜，全中国最贵的一张表——三个月后，无数的专业机构，用无数的模型，才算出同样的答案：理财的钱，通过同业业务，层层嵌套，流进了地方平台和房地产。
而那份答案公布的时候，市场的隔夜利率，已经冲上了百分之十三。
“豆豆。”奥米说，“你这张表，妈妈要复印一份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三个月后，”她轻声说，“会有很多人，高价买这张表上的答案。而答案，你已经免费写出来了。”
豆豆挠头：“可是我不确定……”
“不确定，就标‘未审’。错了，改。”奥米说，“科学和迷信的区别，不在对错——在错了改不改。你的表， methodology 是对的——”
她顿住，换了个说法：“你的查法是对的。方向对，结论可以等。”
那晚，奥米在日记里写：
今天，豆豆画出了钱荒的地图。比我们所有人都早九十天。
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：这一代的危险，不是孩子们学得太慢——是他们学得太快，快到我们还没准备好，把战场交给他们。
豆豆听完妈妈的话，想了想，说：“那我不查银行了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查不动了。”他坦白，“银行的水太深，我现在的网，捞不到底。但网不够大，可以记，不可以下结论。这条疑点，我存在‘未审之账’第8号——等我的网够大了，再来捞。”
奥米看着他，忽然觉得，这孩子最值钱的不是聪明——是他知道网有多大，就捞多大的鱼。多少人，一辈子就死在拿小网捞大鱼，还以为自己捞的是深海的鲸鱼。
那晚之后，她给周谨发了一封邮件，修改了信托的受益安排：豆豆满十六岁那年，信托名下的一个独立账户，将交由他本人管理——金额不大，八位数。
周谨回电话：“小姐，十六岁，是不是太早了？”
“不早。”奥米说，“我十六岁的时候，连两千三百块都管不好。他十六岁的时候，得学会管八位数。这不是钱的问题——是位置的问题。早三年站到水边，就早三年学会看水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：“夫人当年，也是十六岁开始管账的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奥米轻声说，“所以我比她，晚教了整整一代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