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零一二年一开年，证监会就换了一任新主席。
新主席上任一年，推出七十多项新政：强制分红、IPO改革、退市制度、打击内幕交易。市场给他的外号是“郭旋风”——七十多项新政，一年之内，密集推出。
但市场的走势，给了所有人一记耳光：上证指数全年阴跌，年底砸到一千九百四十九点。创业板更惨，指数一度跌到五百八十五点，相比开板最高点，腰斩再腰斩。
那天晚饭，豆豆问：“妈妈，政策每一条都是对的，为什么市场还在跌？”
“因为政策治的是‘制度’，市场得的病，是‘信心’。”奥米说，“制度是慢药，信心是急症。八百家的IPO堰塞湖，排在那里，市场就像一台进水口全开、出水口半堵的池子——水位，只能往下。新政的方向全对——分红、退市、打击造假——但信心的重建，要等一个东西：出水口变大。也就是，增量资金进来，把池子重新注满。”
“增量资金从哪来？”
“从绝望里来。”奥米说，“池子跌到所有人都骂的时候，便宜货，就会吸引‘不怕的人’。那些不怕的人，有海外的，有保险的，有社保的——他们不看K线，看两样东西：价格，和制度的改善方向。制度在往好的方向改——这就是‘不怕的人’等的信号。”
“那我们就是不怕的人吗？”
“我们是‘算清楚的人’。”奥米说，“怕和不怕，是情绪；算清楚，是纪律。情绪会变，纪律不会。我们和‘不怕的人’的区别是——他们看见了便宜的池子，就跳；我们看见了便宜的池子，先量水深，再跳。”
豆豆想了想：“量水深，用什么量？”
“三样东西。”奥米说，“第一，公司的现金流——池底是不是有活水。第二，制度的改善——出水口是不是真的在修。第三，时间——你等不等得起。三条全过，才跳。”
“要是只过两条呢？”
“那就站在池边，接着等。”奥米说，“投资这门手艺，最难的不是判断，是承认‘条件不够’。多少人，就死在等不起——明明水深没量完，看见别人跳，自己也跳了。跳得早的，喂了鱼；量完再跳的，摸了珍珠。”
二零一二年底，QFII的额度开始被疯抢——外资，在进场。二零一三年，他们买走了全年的便宜筹码。
“三样东西。”奥米说，“第一，公司的现金流——池底是不是有活水。第二，制度的改善——出水口是不是真的在修。第三，时间——你等不等得起。三条全过，才跳。”
二零一二年底，QFII的额度开始被疯抢——外资，在进场。二零一三年，他们买走了全年的便宜筹码。
而敬亭的账本，二零一二年的最后一条记录是：
“一千九百四十九点。池子，见底了。我们在场。水位，会回来的——因为制度，开始修出水口了。”
写这条记录的时候，豆豆在旁边补了一行小字：
“在场，不等于跳进去。在场，是穿好泳衣，站在池边，等水花最小的时候下水。”
奥米看完，没有改。她只在旁边批了两个字：
及格。
这是她第一次，只给孩子批“及格”，没有讲为什么。
豆豆拿着账本琢磨了一晚上，第二天来问：“为什么不是‘好’？”
豆豆拿着账本琢磨了一晚上，第二天来问：“为什么不是‘好’？”
“因为‘在场’后面那半句，你还没学会。”奥米说，“水花最小的时候，是哪个时候？”
豆豆答不上来。
“那就去市场里找答案。”奥米说，“找到那天，你自己批自己一个‘好’。”
那一天，在十八个月后才会到来。而那一天，后来被写进了中国金融史。
它的名字叫：钱荒。
后来豆豆总结，那一年他学到的最难的一课，不是任何答案，而是“等答案”本身。妈妈把“及格”两个字还给了他，像把鱼竿还给了想钓鱼的人——鱼，得自己钓。
他在账本上写：老师最高的境界，是把问题留下，把人放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