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零一一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，A股收在二千一百九十九点。
全年下跌超过百分之二十，全球倒数。营业部里，销户的人排起了队。报纸上的标题，比二零零五年还要绝望：《A股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》。
那天晚上，豆豆在做他的年度账本复盘。
十二岁，这是他记“账本”的第三年。他把自己一年的收支、定投、还有那张“情绪表”，从头到尾整理了一遍。整理完，他把账本拿给妈妈看。
奥米一页一页翻。翻完，她抬起头，眼睛有点亮。
“豆豆，你知道你这个账本，比很多基金经理的年报都强吗？”
“强在哪？”
“强在你记了一样他们不记的东西——情绪。”奥米指着那栏“连续四周谈股票人数为零”，“基金经理记收益、记回撤、记归因。没有人记‘周围的人在想什么’。而你记了。你这个东西，我给你起个名字——就叫‘豆豆指数’。从明年起，每月一格，画成线。线到负五，定投加倍；线到正五——”
“减仓。”豆豆接道，“你自己说过的，负五的地方，鸡蛋回来了。”
母子俩对视一眼，都笑了。
笑完，奥米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——裘守信离开茶馆时，让伙计转交的。她说好，元旦后再看。
信封里，是一页纸，和一把钥匙。
纸上只有一段话：
“侄女：钟摆已经开始回摆，只是大多数人听不见摆锤的声音。二年之内，你会看见三件事——担保链的鬼会飘到长三角之外，银行的‘表外’会被掀开盖子，还有一场钱荒，会从你看不见的地方开始。这把钥匙，是我当年在曼谷那家酒店的更衣柜钥匙。柜子我留着没退，里面有九八年方案的原稿——我签了名的那份。等案子需要你母亲那样的证词时，去拿。不必谢我。——裘守信，绝笔。”
豆豆看完，倒吸一口凉气：“妈妈，他说的三件事……”
“第一件，已经在发生了。”奥米望着窗外，“温州的鬼，上个月飘到了鄂尔多斯。第二件，我在等盖子掀开。第三件——”
她顿了顿，声音低下来。
“钱荒。儿子，你知道钱荒意味着什么吗？”
“钱，没了？”
“意味着，所有的吸管，同时被抽走。”奥米说，“连通器的七只杯子，一夜见底。那只自己带水的杯子，会是全场唯一还活着的。”
窗外，二零一一年的最后一场雪，落了下来。
豆豆在自己的账本最后一页，写下新年的第一行字：
二零一二年。钟摆向左。备好水，等鬼来。
而日历上，距离那场被写进历史的钱荒，还有十八个月。
豆豆把那把更衣柜的钥匙，装进一个信封，存进了家里的保险柜。存之前，他端详了很久。
一把泰国的更衣柜钥匙。九八年的方案原稿。一个签名。
“妈妈，”他问，“这东西，算物证吗？”
“算。”奥米说，“但它是活的物证——它要等。等一个时机。”
“什么时机？”
“等那个需要它开口的人出现。”奥米望着窗外，“证据这个东西，和钟摆一样。早一秒，是废纸；对的那一秒，是惊雷。”
元旦前夜，母子俩把所有的账本、图纸、信，收进了一个铁皮盒子。
盒盖上，豆豆照例写标签。这一次，他写的是：
“钟摆向左。第二册。”
写之前，他犹豫了一下，问妈妈：“那把钥匙的事，要写进去吗？裘守信说，柜子里的原稿，要等‘需要你母亲那样的证词’的时候才能去拿。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奥米想了很久。
“意思是，”她缓缓地说，“九八年的案子，翻过一次了。但翻案，翻的是结论。人心里的案，还没翻。等哪一天，有人需要让所有人看清围猎的本来面目——而不是只看清判决书的本来面目——那叠原稿，就是第一手的证词。”
“谁会需要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奥米望着窗外，“但我知道，写历史的人，一定会来。”
盒盖上，豆豆照例写标签。这一次，他写的是：
“钟摆向左。第二册。”
而日历上，距离那场被写进历史的钱荒，还有十八个月。
——卷二 · 高点 · 完—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