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零一一年秋天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，从希腊烧到了意大利。
希腊，国债收益率飙升，濒临违约；意大利，国债规模两万亿欧元，被戏称为“大到不能倒，也大到救不起”。市场开始担心：欧元区，会不会解体？
这是A股历史上第一次，被万里之外的另一场危机，深度绑架。
“妈妈，希腊离我们那么远，为什么我们的股票跌？”豆豆问。
“全球化的市场，是一个连通器。”奥米在地上摆了七只杯子，用吸管连起来，“我在第一只杯子里倒水——这叫希腊出事了。你看——”
她往第一只杯子里倒水，水顺着吸管，慢慢流进每一只杯子：“七只杯子，水位一起涨。这就是全球资产的价格联动。希腊的银行买了希腊的国债，德国的银行买了希腊的国债，中国的出口商欠着欧洲进口商的钱，欧洲的进口商欠着中国工厂的订单。一根吸管断了，七只杯子一起晃。”
“那我们能怎么办？杯子又不是我们的。”
“连通器有个秘密。”奥米把其中一只杯子，从吸管上拔了下来，单独放在桌上，“这只杯子，叫现金流。别的杯子靠吸管里的水活着，它靠自己的水活着。吸管里的水潮起潮落，它眼都不眨。豆豆，这就是零八年到现在，我所有决策的总纲领——断开吸管，自己带水。”
“怎么带？”
“三样。第一，负债率低——我们的有息负债，占总资产百分之十二，行业平均是百分之五六十。别人被吸管里的水淹死的时候，我们站在岸上。第二，订单分散——八根神经，没有一根超过百分之十五。第三，现金储备——三十八亿现金，够公司在零收入的极端情况下，活五年。”
“五年！市场怎么可能五年零收入？”
“是不怎么可能。”奥米说，“但我要的不是五年，是‘不怕’。做生意，不怕，是战略资源。别人怕的时候，你敢报价；别人慌的时候，你敢收货。不怕值多少钱？值一个时代的便宜货。”
那年冬天特别冷。欧洲的债务谈判一轮接一轮，全球市场随着每一次谈判的消息上蹿下跳。而A股，在年底悄无声息地创下了三年新低。
营业部里，又一次冷冷清清。
豆豆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——每周去红姐的馆子，兼做一件事：数食客里谈股票的人数。那年年末的一个周五，他回家，翻开账本，在自己画的“情绪表”上，写下了一个数字：连续四周，为零。
他把账本拿给妈妈：“妈妈，指标到了。”
奥米看了一眼，点点头：“我知道。你的指数基金，这个月的定投——加倍。”
“为什么加倍？”
“因为，”奥米终于抬起头，笑了，“负五的地方，鸡蛋回来了。”
豆豆回去后，把“豆豆指数”正式画成了第一张折线图。横轴是二零一一年的最后十六周，纵轴是红姐馆子里“谈股票的食客数”。
线一路向下，最后四周，贴着零。
他在图的右下角，学妈妈的样子写结论：
人弃我取。但先问自己：我接的，是湖底的好东西，还是价值回归的烂东西？——这一条，是三课的合订本。
那晚他问妈妈：“负五定投加倍，那要是到了负十呢？”
“那就三倍。”奥米说，“但豆豆，记住一件事：情绪指标是辅助，不是命令。它告诉你人群在哪，不告诉你东西好不好。最后拍板的，永远是报表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豆豆说，“钟摆管方向，报表管真假。方向错了是少赚，真假错了是完蛋。”
奥米愣了一下。十二岁的孩子，把五年的课，压缩成了一句话。
她忽然觉得，自己的任务，快完成了。
不是教完了——是快不用教了。
剩下的路，市场里都有：每一次暴跌，每一轮狂欢，每一声“这次不一样”，都会替她把没讲完的课，接着讲下去。
老师能做的，只是把课讲到孩子能自己听为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