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零一零年十月，上证指数重新站上三千点。
市场里一片欢腾：“牛市回来了！跨年度行情！”
只有奥米，在晨会上问了一个扫兴的问题：“这三千点，和二零零七年的三千点，是同一个三千点吗？”
会议室安静了。
“我来回答。”奥米说，“零七年的三千点，对应的是全市场平均六十倍市盈率；一零年的三千点，对应的是二十倍。同样的点位，估值只有零七年的三分之一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三千点，是‘真的’三千点——它是企业的盈利，实实在在推上去的，不是情绪抬上去的。零七年的三千点是氢气球，一扎就破；一零年的三千点是夯土——它可能趴着不动，但它不会再塌回一千六。”
“那我们加仓吗？”
“不加。”奥米说，“真的三千点，也有两个问题。第一，它趴着不动，我们的资金有时间成本；第二，上面压着政策——国十条刚出，通胀在抬头，楼盖不起来。所以我们的策略，还是那个字：等。但这次的等，和零五年的等不一样。零五年，等的是绝望见底；一零年，等的是价值兑现。夯土上的楼，早晚要盖——楼盖的时机，取决于政策的钟摆。钟摆往‘压’的方向，已经摆到了头。它在头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夯土上，把地基打好——买入那些被政策错杀的好公司。”
二零一一年，这些“被错杀的好公司”——白酒、家电、消费——成了市场里唯一的亮点，逆势上涨。
豆豆那年的暑假作业，老师布置了一道题：用你身边的一个例子，说明“价格”和“价值”的区别。
豆豆写的是：
我妈妈说的。指数是一个分数：市值是分子，盈利是分母。分子不变，分母翻倍，指数就砍半——但公司还是那些公司。指数会骗人，分母不会。分母叫报表。看价格的人看指数，看价值的人看分母。
老师给了他满分，在家长会上念了这篇作业，问是哪位家长教的。
奥米站起来，说了实话：“是我儿子自己写的。我只不过，在他十二岁那年，画过一座金字塔。”
散会后，有位家长追到走廊：“奥总，您说钟摆往‘压’的方向摆到头了——那它什么时候开始往回摆？”
奥米笑了笑：“等所有人都觉得，它不会往回摆的时候。”
“那是什么时候？”
“你问倒我了。”她说，“钟摆最难的，不是判断方向——是忍住不催它。”
那位家长走后，豆豆问：“妈妈，你刚才说的是真话吗？”
“半真半假。”奥米承认，“我知道一个大概的窗口——通胀压不住，政策就不会松；通胀下来了，政策就该转向了。但这话不能对着家长说。说了，就是预测；预测传出去，就是荐股；荐股错了，就是责任。我宁可被人说‘你问倒我了’，也不要当别人的方向盘。我只当路标——路标不催人，只标方向。”
豆豆在账本上补了一行：
不当方向盘，只当路标。
他又想了想，加了一句：
也不坐别人的方向盘。谁的方向盘都别坐，自己的也是——方向盘要握，但别拧。钟摆有它自己的脾气。
奥米看到这句批注，笑了：后半句，是谁教你的？
豆豆指了指抽屉：信上那个人。他说，别站在右边。我想了想——也别使劲推钟摆。它自己会长。
那位家长走后，豆豆问：“妈妈，你刚才说的是真话吗？”
“半真半假。”奥米承认，“我知道一个大概的窗口——通胀压不住，政策就不会松；通胀下来了，政策就该转向了。但这话不能对着家长说。说了，就是预测；预测传出去，就是荐股；荐股错了，就是责任。我宁可被人说‘你问倒我了’，也不要当别人的方向盘。我只当路标——路标不催人，只标方向。”
豆豆在账本上补了一行：
不当方向盘，只当路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