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零一八年的深秋，奥米接到了一个电话。
来电的人，自称是北方一家大型养老金机构的负责人。电话的内容很简单：他们研究了敬亭实业五年，研究的结果是——他们想在A股，寻找下一个“敬亭”。
“奥女士，”对方说，“我们管着几亿人的养老钱。这笔钱的要求，和所有的钱都不一样——它不能输。所以我们在找一个答案：什么样的公司，是‘不能输’的？”
奥米想了想，说：“这个问题，我没有标准答案。但我可以给你一份材料——不是我们公司自己写的，是别人写的：三份判决书，一份做空认输书，和一面墙。”
对方笑了：“材料我们都有。我们想知道的是，人。是什么样的人，造出了这样的公司？”
奥米沉默了很久。
“是一个被赶出门的人。”她说，“二十年前，雨夜，两千三百块，七周身孕。那个晚上她给自己立了四条规矩，后来那些规矩长成了一家公司。你们要的不是下一个敬亭——你们要的，是那四条规矩。规矩我可以给你们，写在纸上。但纸上写的，得有人拿命去守。守的人，我只有一个。”
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。
“奥女士，”对方缓缓地说，“您说的这个人，我们见过。在我们的研究员名单上，他排第一。他今年，十八岁，在读大一。”
奥米握着电话，愣住了。
“我们关注他三年了。”对方说，“从《一个夏天的七个人》开始。那篇文章，是我们的入行必读。我们想等他毕业——但如果您同意，我们想先送他一件礼物。”
“什么礼物？”
“一张门禁卡。”对方说，“我们的图书馆，对全国的研究员开放。这张卡，给他留一个终身的位置。不催他入职，不问他要答案——只让他在想查任何一份资料的时候，随时，能查到。”
电话挂断后，奥米在窗前站了很久。
然后她给豆豆发消息：“有个礼物，从北方来。妈妈替你收了。等你寒假回家，自己拆。”
豆豆回：“是什么？”
“一张门禁卡。”奥米打字，“通往全国最大的一个账本。”
那晚，豆豆在自己的账本上写：
“今天我收到一份没有重量的礼物。它提醒我一件事：原来我记账的这七年，一直有人，在河对岸看着我记。他们不打扰，不点评，只是看——看我记到哪一页，配不配，接过更大的账本。
这个答案，要用余生来答。”
羊蝎子吃完了，雪还在下。
豆豆收拾碗筷的时候，忽然说：妈，下一个十年，我有个提议。
“说。”
“下一个十年的今天，”他把打包盒叠好，“还来这里，还吃这个。但那时，我请你——不是请你吃，是请你听。听我把这十年，讲给你听。像你今天给我讲古一样。”
奥米笑了：“好。但有个条件——讲古的三条规矩，你也得守。”
“哪三条？”
“听到不明白的，随时问。听到蠢的地方，不许笑古人。听完每一段，回答我一个问题——这件事如果发生在明天，你怎么办。”
豆豆把这三条，一字一字记在了账本的最后一页。
记完他说：妈妈，这三条，其实是同一条。
“哪一条？”
“不许走神。”母子俩异口同声。
窗外，雪落无声。窗内，两碗羊蝎子的热气，还没散。
那张门禁卡，豆豆后来用了七年。七年里，他在那间图书馆，查遍了所有能查的档案——从一九八八年的第一笔交易，到昨天的收盘数据。有天凌晨三点，值班老师问他：你天天来，到底在查什么？豆豆想了想，答：查一个，家族的回声。老师不懂。豆豆说：我的外婆，在这里录过课；我的妈妈，在这里签过名；我的老师魏东，在这里抄过档。这间屋子，装着我们家三代人的，回声。我每天晚上来，听一听。听不见的时候，就查。查着查着，就听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