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零一三年底，敬亭实业的年度复盘会。
墙上的白板，写着这一年的三个关键词：钱荒，扫黑，启蒙。
奥米站在白板前，对全公司说：
“钱荒告诉我们，流动性这个东西，平时是空气，缺的时候，是命。扫黑告诉我们，桌子底下的账，迟早被掀开——我们唯一的安全，是根本没有桌子底下的账。启蒙告诉我们，余额宝三个月教了几亿人‘钱是有价格的’——这五亿人，未来会是这个市场最大的增量。他们现在只认识货币基金；等他们长大，他们会认识指数基金，认识好公司，认识‘这次不一样’这句话有多贵。”
“所以，”她环视全场，“二零一四年，我们的战略只有两个字：等水。”
“等什么水？”
“等池子换水。”奥米说，“钱荒之后，旧的池水——同业空转的钱、通道的钱、高利贷的钱——正在退。新的池水——余额宝养出来的理财意识、QFII抢来的额度、社保的仓——正在涨。水换的时候，最脏，也最有营养。脏水退潮，会把好公司的股价，砸出黄金坑。我们要做的，就是把钱准备好，站在池边，等水花最大的那一刻——闭眼，跳。”
散会后，杜衡搓着手问：“米姐，那水花最大的那一刻，什么时候来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奥米说，“但我知道一个征兆——”
她拿出一张信纸。第六封信，落款那一个字：信。
信的最后一段写着：
“侄女：水在退，柴已干。接下来的事，你我都拦不住，也不该拦。点火的人不是我，不是央行，是每一个在阴跌了五年之后、还坚信‘这次不一样’的普通人。火起来那天，别去救火——备好水，站到安全的地方。等火烧完，你会发现，灰烬里的金子，比点火前多得多。
另：我走后，那台短波收音机，留给豆豆。它收不到任何电台——它教会我的东西，比所有电台加起来都多。它叫：杂音。”
二零一四年一月，A股在两千点附近徘徊。
两融余额，两千五百亿。
没人注意到这个数字——包括绝大多数专业机构。
只有两家人在盯着它：香港半山公寓里的一双老花眼，和敬亭实业十九楼的一双彻夜不眠的眼睛。
杜衡看完信，搓着手问：“米姐，水花最大的那一刻，什么时候来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奥米说，“但我知道一个征兆——”
她拿出一张A4纸，贴在墙上。纸上是两融余额的月度数据，从二零一一年画到二零一三年末。
“两融，就是融资融券——借钱炒股，借券做空。二零一一年，两千五百亿；二零一二年，七千亿；二零一三年末，三千五百亿——”
杜衡皱眉：“怎么降了？”
“钱荒打的。”奥米说，“但水退了，不等于渠没了。钱荒只是把这根管子的龙头拧紧了一次。龙头的另一边，连着整个影子银行。等影子银行的水重新满上来——”
她的手指，落在曲线的末端。
“这根线，会以你们没见过的斜率，往上冲。冲到某一天，它自己，会成为那根点火的火柴。”
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。
“那我们到时候怎么办？”
“怎么办？”奥米环视全场，“那一晚讲古的时候，答案已经给过了。九百九十八点，领鸡蛋的时候买；六千一百二十四点，十张桌子全在谈股票的时候，卖。二零一五年，当你们身边所有人都在谈股票的时候——记得那幅五岁画的山。”
还有一盏台灯下，一个十四岁的少年，在自己的账本上，画了一条新的曲线。
曲线的旁边，他写了一行小字：
“柴已干。火还没点。
点火的那个月，我要把它圈出来。”
写完，他把这一页，端端正正折好，夹进了那本《公司法》。
书是十三岁生日买的。如今页边上已经写满了字。最新的一条，写在扉页：
“妈妈说过，有些答案要等。等到答案自己走出来的那天，才算学会。
我等二零一五年的答案。”
——卷三 · 钱荒 · 完——
——卷三 · 钱荒 · 完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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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四 · 杠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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