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荒，持续了三周。
六月二十四日，最恐慌的那天晚上，上证指数跌百分之五点三。有人在营业部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存折摔在了地上：“血汗钱！国家的市场！说跌就跌！”
旁边一个大爷，默默捡起存折，还给他：“年轻人，我九三年进来的时候，也摔过。存折，摔不烂市场。回家吧。”
六月二十六日，央行终于出手——向市场注入流动性，安抚情绪。利率，像高烧退了烧一样，缓缓回落。
七月上旬，钱荒过去。市场心有余悸，但池子里的水，肉眼可见地浅了一层——银行理财的膨胀，被这次疼痛，摁住了半年。
而程述，用了整整一个月，写了一篇长报道：《钱荒众生相》。
报道里没有专家，没有官员，只有七个普通人。
一个城商行的资金交易员。钱荒那周，他每天的工作是借钱——借不到，银行就断粮。六月二十日晚上，他借到了一笔五千万的隔夜，利率百分之三十。借到的时候，他在楼梯间，哭了。他对程述说：“那一周我学会了，金融的尽头，是‘信任’——平时称兄道弟的交易对手，恐慌的时候，电话都不接。银行之间，没有朋友，只有，担保品。”
一个小私募的老板。钱荒来的时候，他的产品净值回撤了百分之二十——因为重仓了债券。赎回潮来了，他卖掉债券，补上赎回，清盘了最后一只产品。他说：“我不是死于投资，是死于‘期限’——我的负债是月度的，我的资产是年度的。错配，杀了我。和雷曼，一个死法，迷你版。”
一个散户。六月二十四日大跌那天，他在营业部摔了存折。大爷把存折还给他。他后来对程述说，他回家之后，把股票全割了——割在了那一年的最低点。两个月后，大盘反弹了百分之二十。他说：“我这辈子，记住两件事。第一，摔存折没用。第二，那个捡存折的大爷，是我没见过面的老师。”
还有一个，是红姐。
红姐不懂什么隔夜利率。但钱荒那周，她的馆子里，有个做建材生意的老主顾，连着三天来喝酒，喝到后半夜。红姐问他怎么了。他说，他通过一家担保公司借了三百万的“过桥资金”，本来三天就能续上银行的贷款——银行的钱荒了，贷款没下来，过桥的资金利滚利，一个星期，滚出了二十万。
红姐听完，抄起电话就给奥米打了过去。
奥米听完，只问了那个老板一句话：“你抵押的是什么？”
“厂房……还有一套房子。”
“房子是自住吗？”
“是……”
“这样——”奥米顿了顿，说，“明天早上，先还过桥。房子，不能动。去找银行谈展期，谈不下来，来找我。厂子在，人就在。厂子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”
那个老板后来渡过了难关。三年后，他还清了所有债务，把红姐馆子里那顿酒的酒钱，加十倍还了——红姐没收。她说：“那顿酒，是姐请的。你要还，就逢年过节，来姐这儿吃碗面。”
程述的报道发出来那天，奥米把《钱荒众生相》打印了十份，钉在交易室的墙上。
她在最上面写了一行字：
“钱荒，是市场的‘压力测试’——它不负责杀死谁，它只负责，让该显形的，显形。报道发出去的第二天，训练站的留言区，有人贴了一张照片。
是那张存折——摔过的那本。存折的主人把摔弯的折角，抚平了，拍了照，发上来，附言：摔不烂的，不是存折，是胆。当年摔它，是因为我不懂。今天把它抚平，是因为我懂了——可惜，懂得太贵，花了二十年的利息。
这条留言，后来被印在训练站钱荒特刊的最后一页。
活下来的人，才有资格，给下一年定价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