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零一三年五月，表面上，一切风平浪静。
股市在一千九百四十九点之后，已经悄然反弹了百分之十五。银行股的估值低得发指，人人都说“钻石底”。债市经过四月的扫黑，震荡之后，也稳住了。钱，似乎还是充裕的。
但有三个人，在各自的地方，同时睡不着。
第一个，是奥米。
她桌上摆着两张表。第一张，豆豆画的——理财的钱，去向存疑。第二张，是她自己画的——银行同业业务的规模。同业，就是银行互相之间的资金拆借。正常的同业，是为了调剂头寸；但二零一三年的同业，已经变了味——银行通过同业，把表内的钱搬到表外，再通过信托、券商资管，一层一层，流进地方平台和房地产。每一层，收一道过路费；每一层，也把期限拉长一截。
“短钱长用。”奥米对着窗外轻声说，“借来的是隔夜的钱，投出去的是五年的项目。中间靠什么衔接？靠相信——相信明天，还能借到明天的钱。”
第二个睡不着的，是豆豆。
他的“豆豆指数”，最近读数不对。红姐馆子里谈股票的人，连续四周回升。这个信号，按他的规矩，该减定投。但市场明明还在涨。他盯着账本看了很久，最后把自己的规矩改了两个字：从“谈股票人数”，改成“谈股票人数，加权借钱比例”——他发现，最近谈股票的人里，一半在谈“融资”“配资”“结构化”。
借钱谈股票的人，才算真正的情绪信号。用自己的钱谈，只是聊天。
第三个睡不着的，是一个无名的人。
香港，一间高层公寓。裘守信站在落地窗前，看着对岸深圳的灯火。他桌上摆着一台短波收音机——几十年了，他走到哪里都带着它，虽然里面早就收不到任何电台，只有沙沙的白噪音。
“要来了。”他对着收音机说，“比我预想的，还快。”
他拿起笔，写了第五封信。写完之后，他看了很久，把信纸对折，装进信封。
写完信，他把信纸放在桌上，走到窗边。
楼下的街道，车水马龙。不远处的银行门口，理财产品的宣传立牌，换了一茬又一茬。他知道，这个国家的金融，正在经历一次缓慢的换血——表内的水，往表外流；存款的人，变成了理财的人；而所有的水，最终都会流进同一个地方：收益率。
收益率这三个字，听起来中性。但它底下压着的，是期限错配，是杠杆，是无数个“明天再说”。
“快了。”他对着窗外的夜色说，“池子满了。就差一根针。”
他没有看到，自己说“针”的时候，香港的夜空，一颗流星正划过。
写完信，他把信纸放在桌上，走到窗边。
楼下的街道，车水马龙。不远处的银行门口，理财产品的宣传立牌，换了一茬又一茬。他知道，这个国家的金融，正在经历一次缓慢的换血——表内的水，往表外流；存款的人，变成了理财的人；而所有的水，最终都会流进同一个地方：收益率。
收益率这三个字，听起来中性。但它底下压着的，是期限错配，是杠杆，是无数个“明天再说”。
“快了。”他对着窗外的夜色说，“池子满了。就差一根针。”
信封上，这一次，他写了落款。
只有一个字。
写完这个字，他忽然想起九八年曼谷的那台收音机。那年他三十九岁，烧掉一页纸，觉得只是随手。如今他六十五岁，写了一个字，手却抖了。
人到晚年才懂：有些字，写出去，就收不回来了。
他叫来律师，立了一份新的遗嘱。律师问受益人，他报了豆豆的名字——不是奥米，是豆豆。
“为什么是一个孩子？”
“因为灯要往下传。”裘守信说，“传给她，是还债；传给孩子，是传灯。债还清了，该传灯了。”
信。
只有一个字。
信。